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，西长安街南侧的一座建筑入选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，它是新中国建筑设计与建设发展的里程碑，它从开工到建造完成再到验收使用仅花费不到一年时间，成为中外城市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它的建造初衷是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，邀请数千名外宾和华人华侨来此参与活动，想必各位读者已经猜到了这座建筑叫什么名字，这座长336米，宽206米，高46.5米，建筑面积17.18万平方米的建筑便是人民大会堂。

几十年来，在这里举办的政治活动，文化活动，外交活动数不胜数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人民大会堂第一宴的“名场面”。

1959年9月30日，在刚刚竣工验收的气势恢宏，熠熠生辉的人民大会堂，正在举办一场盛大国宴，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，当日不仅聚集了国内各界社会代表，还有来自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，其中就包括时任苏联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，时任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，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等等，这么算起来，全场加起来足足有四、五千人。

在这之前，我国从未举办过规模如此宏大的国宴，所以这次十周年庆典正好成为新中国跨越式进步的最有力展现，现场的军乐队齐奏欢快的迎宾曲，客人们频频举杯示意，几千人同声祝福伟大的新中国，全场陷入一片祥和，喜庆的氛围中。

但鲜为人知的是，就在国宴正式开始前几小时，国宴负责人郑连福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，听到的第一句话就让他惊出一身冷汗，警察说道；“郑连福同志，请问国宴能不能换一个地点举办？”

随后，人民大会堂的天花板上出现了50名“黑衣人”，他们全程在上方参与国宴，但却一动不动，生怕被人发现，那么为何到了国宴举办时刻，公安局希望郑连福更换举办地点呢？天花板上出现的50名“黑衣人”又有何来历，他们想针对谁，最后国宴举办得怎么样？

1918年，郑连福出生于天津三义庄，家中的兄弟姐妹众多，全靠父亲一人养活，当时他的父亲是北京六国饭店的服务员，底层人员每月只能拿到微薄薪资，很难让一家人吃饱穿暖，郑连福兄弟姐妹几人很小就懂事，为了减轻家庭重担要不出去捡煤块赚钱，要不给地主家放牛，不过旧社会难免不被土匪强盗袭扰，家中的存粮时常被他们洗劫一空，一大家子赚的报酬就这样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郑连福13岁时来到父亲工作的地方，希望给自己也安排一份工作，无论薪资多少，只要能逃离家乡的土匪恶霸就行，父亲看着满身伤痕的儿子，心生愧疚，托关系将郑连福介绍到“北京球房”中干杂活，在正式工作前，父亲千叮咛万嘱咐：“儿啊，干活时放机灵点，里面待的几乎都是洋人，不能犯迷糊！”

郑连福听完后，懂事的他不停点头说道：“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不会犯错！”

来到“北京球房”后，郑连福每天的工作就是当服务员，打扫卫生，帮这些洋人捡球，递水，客人进来就要按照规定的礼仪顺序为他们脱掉帽子，围巾，大衣，手套等等，将它们妥善保管好，等客人离开时再按照相反的顺序为他们穿戴好。

在捡球过程中，郑连福曾经慢了一步，惹得那些自诩为绅士的洋人大发雷霆，拿起球棍狠狠抽打郑连福，自此以后郑连福手脚动作更麻利，处事时更加小心谨慎，练就一套察言观色的本领。

有了几年工作经验后，郑连福跳槽来到北京饭店工作，他勤学好问，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五国日常用语，他任劳任怨，服务周到，获得众多客人的一致好评，很快就升任至宴会总管的职位，此后的工作中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差错。

说起北京饭店，它的来头可不小，始建于1900年，从两个法国人在东交民巷开的小酒馆起步，后来规模越开越大，饭店更名为北京饭店，搬到长安街王府井南口，在民国时期由中法实业银行接管，在法国人经营时期是它的最辉煌期，从建筑风格到环境设施都堪称北京一流，郑连福能在这样一家国际化酒店当上高管，可见他有非凡的管理能力。

新中国的开国第一宴就选在北京饭店，郑连福被指定为国宴的总负责人，参加此次宴会的除了在北京的党中央和军队高级领导人，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各界代表，周总理就亲自下达过一道指示：“这次参加国宴的代表来自全国代表，菜式最好咸甜适中，以南北口味皆宜的淮扬菜为主。”

郑连福接到周总理的指令后兴奋不已，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国宴，一定要办好办实，他立刻召集负责此次国宴的所有工作人员，向他们核实了参加国宴的人数和身份及每个人的饮食喜好，禁忌，在整理完所有信息后，他立刻对宴会流程进行多次排练，无论是领导发言流程，还是上菜摆盘时间都要精益求精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
一切准备完毕后，他对所有人说道：“国宴无小事，尤其是这次宴会上有不少外宾参加，过程中不能出现任何小失误，出现了小插曲要及时化解，这次宴会代表我们国家形象，必须要做好做优！”

1949年10月1日，开国第一宴在北京饭店正式举行，毛主席，周总理等人依次进场，这是郑连福等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党中央领导人，他们能莅临饭店用餐，心中涌现出一股自豪感，好在这次宴会过程顺利，毫无波澜，很多人都对菜品和服务大加赞赏，郑连福这个名字也自此进入上级领导的视线中，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，郑连福就为高层安排了上千次的高级宴会，反响热烈。

时间点进入到1956年，彼时的新中国完成了对农业，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改善，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开始树立起极高的威望。

于是从当年起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渴望能近距离直接“听到”党中央的声音，一向恪守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党中央领导人开始酝酿在北京建设一座大型礼堂，以供党中央开会使用。

1958年7月，北京市规划局相关领导专程赶往苏联的莫斯科考察各类大型礼堂，回国后，党中央做出指示：为庆祝建国十周年，党中央设想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，这些工程还有革命博物馆、历史博物馆、国家剧院、军事博物馆、民族文化宫、农业展览馆等，它们必须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。

1958年9月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万里根据中央指示，向全国各地的建筑专家发出邀请，希望他们能火速进京研究相关工作事宜，早日拿出设计方案，必须在来年国庆节前竣工验收。

许多建筑专家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后，都没怎么休息，就开始按照要求在五天内拿出第一套方案，他们中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做过不少建筑设计工作，但他们却从未设计过规模如此宏大和高质量的建筑物，因此一时间方案参差不齐，一切工作都无法按时开展。

周总理获悉专家们的难处后，特意赶来说道：“专家组成员们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，要广泛发动群众，可以让一批优秀青年专家参加到方案设计队伍中来，年轻人思想开放，框框架架少，与严谨的老专家们结合在一起可以互相促进，取长补短！”

周总理的方法果然奏效，没过几天，北京市规划局、北京建筑设计院、清华大学建筑系分别将各自的设计方案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，向周总理汇报。

周总理看完这三套方案后面色变得凝重起来，因为按照中央规定，人民大会堂面积只能限定在7万平方米左右，但是有一家单位，即北京市规划局大大超标，要求建造17万平方米，大大超出预期，在有限时间内能顺利完工吗？周总理心里有个大大的疑问。

周总理叫来北京市规划局设计师赵冬日及其同事，看到眼前平均年龄只有三、四十岁的年轻人，周总理问明他设计缘由，赵冬日兴奋地说道：“总理，我们团队两夜未睡，加班加点赶出这个方案，我们是这样想的，万人礼堂有净高33米的超大室内空间，会让步入其中的人产生强烈的距离感，就像您之前提到的‘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与长天一色’，人站在地面上，并不觉得天有多高，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水有多远，穹顶形顶棚与墙身交接之处用弧形曲面连成一体，没有边缘，从而冲淡一般长、宽、高清晰同在而产生的生硬、庞大的印象。”

由此周总理最后拍板，决定采用北京市规划局的方案，“大胆”一回。

1958年10月28日的天安门广场外，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4000余名职工拿起了铁锹，镐头等一系列工具一起动手，开启了一个国家永远被铭记的时刻，人民大会场正式动工了，此时动锹开挖的第一人却面无喜色，反而忧心忡忡，这是为何？

此人正是时任北京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的沈勃，他担心按照现在设计的体量，不到一年的时间难以完成重任，毕竟联合国大楼用了7年时间建成，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用了14年时间最终建成，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要面临时间极其紧凑、巨大的拆迁量、复杂的地质条件、大会堂施工人手不够、材料供给能力不足和建设的技术难度巨大等难题。

但沈勃终究是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，为了建设这个头号工程，全国各地的群众和工厂都施以援手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硬是在1959年8月完工，9月验收合格，可以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群众美好愿望的寄托，人民群众倾尽全力修建人民大会堂正是共产党领导人民，人民拥护共产党的最佳写照。

9月28日，郑连福突然被上级叫到办公室，领导严肃地说道：“连福同志啊，国家准备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啊！”

郑连福满脸疑惑地问道：“是什么？”

领导说道：“9月30日将要在刚刚完工的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，以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！你是此次国宴的总负责人！”

郑连福既惊又喜，愣了一会儿说道：“现在就要准备吗？”

领导说道：“你还有30多个小时，抓紧时间吧！另外有沈勃同志和你打配合仗，你们好好提前做好沟通！”

郑连福接到任务后立刻奔赴人民大会堂，他也是第一次进入内场，要赶紧熟悉一下这里的基本设施，以便布场。看到7000多平方米的宴会厅，可以放置500张桌子，郑连福估摸着四、五千人是绝对能坐下的，不过这不同于以往的宴席，要考虑到党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外国元首，所以要专门设立几十人的主宾席。

另外礼乐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，会场还要安排军乐队，管弦乐队以及少数民族乐队进行演奏的独立场所，要设立服务员的上菜通道和安全走廊等多处空间，这样一算500张桌子就显得过于拥挤，郑连福急得连夜拿标尺趴在地上仔细测量会场面积，看到底有没有少算面积，可无论他怎么量，数据都完全无误，他一边用手比划，一边嘴中嘟囔道：“这边坐毛主席，周总理等党中央领导人，这边坐外国领导，底下坐各界社会代表......”

算到最后，他的眉头紧锁，还差二、三十张桌子摆放的位置，就这样，他竟在思索中睡着，第二天醒来时转换思路：不必摆放500张桌子，只需撤掉一小部分桌子，在剩下的每一桌增加一个人即可，很快上级就通过了该方案。

接下来他就要训练1000余名服务员，带他们迅速熟悉宴厅环境，以防出现上错菜或迷路的情况，他让人在大会堂的厨房以及东西两个入口处，安装了三色指示灯。当黄灯亮起时，所有人就要做好准备工作，当绿灯亮起时就要按照既定流程上菜，撤离，当红灯亮起时，就要立刻停止一切行动。为了加深印象，郑连福亲自带着众人排练了一遍。

1959年9月30日上午，郑连福等人早早来到人民大会堂，毕竟此时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受邀代表抵达北京，自己要抓紧时间做好准备，静待晚宴的到来，由于这是他首次在人民大会堂负责接待多国领导人，他深知责任重大，不可视同儿戏，他仔细观察现场的服务员动作，小到餐具和饰品摆放，大到传菜走位和步伐频率，如果有任何令他感到不满意的地方，他都会让服务员迅速改正，力争做到最好，毕竟这是新中国对外展示形象的一次难得机会。

可就在这紧要关头，北京市公安局打电话让他迅速来公安局一趟，郑连福一脸迷茫，为何在这种时刻让自己过去，等他到达公安局后，警察问道：“郑连福同志，我们知道你筹办国宴很辛苦，但我们还是要说件事，国宴可以换一个地方举办吗？”

郑连福听完这话心里不乐意了，自己接到指令后花了很大心血去筹办，现在说换地点就换地点，国宴没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始了，临时更换场所，前期筹办工作岂不是白费了，这是儿戏吗？

警察立刻向他说明了情况，原来近几日北京市公安局对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做了一次安全评估，发现吊顶处使用了过多的木材，并且缠绕了不少电线，一旦有零星火花极易引发火灾，试想整个宴会厅有几千人，其中还包括党中央高级领导人，多国领导人，中途出现任何意外，带来的连锁反应都是不敢想象的。

郑连福听完陷入了沉思，难道真要重新找场子，只剩几个小时了，完全来不及啊，他硬着头皮和警察表示自己对宴会厅建造情况并不了解，希望有相关负责人能一同前去重新评估，警察只好向上级请示，没一会儿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将沈勃叫到自己办公室，怒斥道：“沈勃，为何你不和我们说实话，宴会厅设置欠妥，吊顶用了很多木头，要是发生火灾如何是好？”

沈勃听完这话感到憋屈，但还是直言道：“我们当时抢工期，确实用了不少木材做吊顶，但是上面的电线我们都用铁管覆盖住了，周边布置了不少消防应急设施，我之前和消防处工作人员确认过，安全问题是有保障的！”

刘仁还是不放心，接着说道：“可是刚刚公安局的同志还是打电话过来，表达出他们的忧虑，他们希望不能出一点差错，我现在也很为难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只能更换场地了！”

沈勃拍着胸脯说道：“领导，请您放心，我们会派专人把控，一定不会出任何问题！如果中途出现任何问题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！”

刘仁心想到了这个节骨眼了，只能“死马当活马医”，便同意了他的说辞。

沈勃离开办公室后立刻赶到人民大会堂，郑连福看到他过来后，立刻凑上去，刚准备问话时，沈勃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连福同志，放心吧，我说服了领导，还是在这里举办，你就安心搞你的宴会流程，我搞好安全工作！”

两人分头行动，沈渤找了50名政治可靠，思想过硬，机智灵活而且经验非常丰富的电工，让他们提前到天花板上方待命，为了不掩人耳目，他们所有人都身穿黑色制服，众人分布在电线的各个重要节点附近，手拿一床被褥或厚棉衣，一旦发生短路起火的情况，立刻将其扑灭，同时切断电闸。

郑连福则临时重新设计了餐桌的排放位置，将餐桌数量进一步减少，拓宽安全通道，不计一切代价降低可能发生的损失。

当晚7点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晚宴正式开始，毛主席等人依次进场落座，沈勃稳如泰山，毫不担心，反而是一旁的郑连福频频观望四周，生怕出现什么意外。

国宴开始后，郑连福亲自来到主宾席为毛主席等人服务，掌握全场进程，周总理在庆祝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，全场掌声和欢快的乐曲声响彻整个大会堂，每个人脸上都挂满了笑容，举杯庆祝，万幸的是，他们之前的担忧根本就是白费功夫，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国宴中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，沈勃、郑连福和天花板上的50名电工都长舒一口气。

为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国宴，有无数人在各自的岗位默默付出，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参加完这次宴会的人无不盛赞，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表现出的礼节，热情，自信，担当。

等宴会结束，众人回到住处时，郑连福才发现自己的衣服早已湿透，都能拧出一碗水来，已经30多个小时没怎么休息的郑连福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

人民大会堂的第一宴无疑取得巨大成功，光从它的建设时间和规模来看，就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宫殿，它彰显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，有着无穷的凝聚力和执行力，在这背后体现出我国蒸蒸日上的综合国力。

1992年，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全面大翻修，天花板上的木材全部换成了高强度，耐腐蚀，韧性强的轻钢，彻底消除了线路老化可能引起的火灾。

谨以此文向无数的坚守者致敬！